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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年:一位战略科学家的追梦人生
来源教育部网站        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7年09月22日

一位战略科学家的追梦人生

——追记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

 

  黄大年离开后的第246天,博士生乔中坤发了一条朋友圈,缅怀他的这位严师慈父和忘年之交。

  这一天,是2017年9月10日。

  2009年,51岁的黄大年放弃英国的一切,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回到祖国。他选择了到母校吉林大学做全职教授,成为东北第一个引进的“千人”专家。他负责“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及相关领域科研攻关,引领中国科学家冲入“深地时代”。

  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办公室深夜明亮的灯光被称为吉林大学地质宫“不灭的灯火”……

  黄大年抱着“活一天就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的信念,在通往世界科技强国的征途上,拼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如他在生前接受最后一次采访时说:“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我已经50多岁了,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能做出点儿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

  身影:追星逐日以身许国

  吉林大学地质宫,507房间的门一直关着。那个繁忙的身影,再也不曾出现。

  很长一段时间,黄大年的工作秘书王郁涵都不敢从那扇大门前走过。

  “哐当……”一年前从507办公室传来的那声闷响,王郁涵每每追忆都心悸不已,“冲过去一看,黄老师倒在地上了”。

  翌日,北京青龙桥地球深部探测中心,从长春飞来的黄大年神采奕奕,没有人知道他前一天曾累倒在地,也没有人知道他上台前悄悄吃了速效救心丸,与会评审专家认真听取他所负责的“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的汇报,最终给予了“项目成果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专家组意见。

  黄大年每天追星逐日,跟时间赛跑。

  7年间,他平均每年出差130多天,最多的一年出差160多天,几乎每次出差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订“最晚的班机”已经成了惯例,他总是在最后一刻合上电脑,下楼上车,等飞机平稳,再次打开电脑……

  科学竞争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不管你付出多少努力,都有可能在这场争分夺秒的竞赛中被其他人领先一个身位,顶尖科学家都被这种不安全感环绕着,黄大年也不例外。

  没人知道,黄大年把24小时掰成多少块。

  一拨拨记者进入黄大年生前的办公室、实验室,与曾和他并肩战斗的同事、学生谈话,试图拼凑出一张黄大年回国7年的图谱。可这张图谱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它总是被分叉的线头引向千头万绪,就像当我们凝视着黄大年办公室里足以覆盖整个墙面的2016年的日程表,不断深入到其中一件采访时,会发现,在那个时间点他同时做着其他几件事。

  对于时间,黄大年锱铢必较。

  “真的没时间”,每次让黄大年填写荣誉材料,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都会被这句话堵回来,“大年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能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荣誉材料,半页纸都找不到。”

  黄大年对时间的焦虑感并非无来由,他太知道地质勘探对于一个国家有多重要。

  回国后,有一次记者问黄大年,中国的深地探测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多大的差距。

  “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人家是‘导弹部队’。”黄大年语气中带着忧虑,就这些“步枪”,还是进口来的。

  2009年底,阔别祖国17年之久的黄大年,放弃英国国籍,说服妻子卖掉经营多年的两家诊所,“逃离”了英国,“必须立刻走,我怕再多待一天都有可能改变主意”。

  当时的他,正担任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带领着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团队,从事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重力和磁力场探测技术工作。

  朋友孙伟说:“他这一回来,就像跑步上了战场!”

  黄大年会抓住一切机会谈工作和构想,像一个布道者。“每次一见面,不论原来主题是什么,他说不了两句,就会开始讲他的科研。”比黄大年高一级的学长、吉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韩晓峰说。

  但对学生,黄大年的时间支配简直是“挥金如土”。

  在黄大年的笔记本电脑里,他给每名学生都建了学习笔记和读书报告文件夹,在开会休息期间就通过邮件批阅。每次出差的午休时间,他都会通过视频通话,给学生解答问题。乔中坤记得,无数次黄大年拖着行李和疲惫身体出差回来,第一站总是实验室,他要检查学生的学习近况。

  “进的青涩出的才。”这是国家交给他的另外一项使命。“我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马虎不得。”黄大年常说。

  7年间,黄大年指导了18名博士研究生、26名硕士研究生,还担任过地球物理系第一届“李四光实验班”班主任。这个班的好几名学生继续攻读硕博学位时,都选择了他做导师。

  “你们是为国家做事情的人,老师有一身的本领要教给你们。”乔中坤本科刚入学时并不太理解黄大年这番话的意思,7年后,他懂得了老师每一句话的意思。

  “我是从农村考来的,眼界、专业知识都是跟着黄老师一点点打开的。”黄大年住院后,乔中坤和其他学生轮流值守,他心疼原来那么壮实的导师在病床上一天天虚弱下去,“总觉得他打几天针,做了手术,能好起来……没有想到他就这样走了”。

  黄大年去世后,他带的第一批博士生、“大弟子”马国庆比以前更忙了,晚睡早起,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他要把导师未完成的工作做下去。

  如今,那个繁忙的身影已经消失了,但地质宫的灯依旧夜夜不眠。

  梦想:与世界比肩的“深探梦”

  那个梦想,如同信仰一般,种在少年黄大年的心中。

  地下千尺,黑褐色的煤层下埋藏着什么?这曾是黄大年少年时代的“天问”。

  带上行囊,随父母钻进卡车,从一个矿区驶向另外一个矿区,这种情景在黄大年的童年不断重复着。在地矿系统长大的黄大年,从小跟着父母在矿区流动“居无定所”,矿区像他另一个家。从那时起,“勘探”如同宿命般,同他,也同他脚下这片土地纠缠在了一起。

  黄大年额头有一条明显的伤疤,那是物探在他身上留下的第一个痕迹。高中毕业后,单位子弟大多直接在系统内参加工作,黄大年也不例外地被分在广西第六地质队,做了物探操作员。“那时的工作充满风险,伤是在采集关键数据时留下的。”黄大年曾对人说。

  山路,对于身为物探队员的他早已如同平地。1977年高考前一天,他整整徒步一天,走向了广西容县杨梅公社中学,走进改变命运的考场,也踏上了一段传奇之旅。

  放榜时,他以超出录取分80分的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年老师当年的成绩是可以上清华北大的,但他依然选择了地球物理。”马国庆说。

  韩晓峰长黄大年两岁,大学时比黄大年高一个年级,“我俩不是一个专业的,但我对他印象很深,‘文革’刚过,好不容易能够上大学,那个时候大家都刻苦,比着学,大年专业成绩和专业意识都非常出色,是全校仅有的10个‘三好标兵’之一”。

  “农林水地矿油,当时是最艰苦的专业。”韩晓峰回忆说。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地质勘探吗?”开学时,老师问台下学生,学生们都摇头。

  老师教他们唱了一首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我们的行装,攀上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唱起这首歌,便知是地质人。”这首《勘探队员之歌》如同暗号,串联起那个时代地质人的共同梦想。

  野外,尖利如刀的疾风,挟着沙石,磨糙皮肤,那是个苦差事。以铁轨声、驼铃声为伴奏,青年黄大年唱起这首歌时,浑厚歌声从胸腔发出,响彻荒原,一股力量在心中升腾,驱散疲劳。

  几十年前,“为国家找矿”,于黄大年是一种近乎梦想的使命。他总是比其他人更刻苦、更努力,无形的鞭子在鞭策他。几十年后,他成为了地球物理专家,初衷不改。

  人工智能专家王献昌是被黄大年拉到吉大的“千人专家”,“大年的梦想,是要形成高空、深海、深地综合的探测系统,这个目标非常宏大”。黄大年生前对王献昌说,自己一心想要“为国家把失去的20年追回来”。

  如今,国家间的竞争既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更是科技硬实力的竞争。

  在大宗矿产资源领域,我国矿产资源探明程度仅为1/3,依赖进口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未探明的“2/3”,究竟在哪里?在陆地下500米至4000米乃至更深的地方!

  当西方发达国家勘探开采技术深度已达2500米至4000米时,我国却大多小于500米。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国面对国际能源竞争必须解决的战略问题。发展地球物理探测技术是其中的关键。

  有人将黄大年称为“战略科学家”,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觉得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一个科学家他是不是战略科学家,首先是他规划、完成的事情,是不是服从于国家需要,是不是站在国际前沿上去思考问题,他所统领的各个碎片化的工作重新集成以后,能不能集成出一个真正的国家需求、国际前沿的这么一个成果来,或者说一个研究领域来。我觉得他做到了。”刘财说。

  翻看黄大年的名片,上面的头衔是“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这个中心正是他回国后力推成立的。

  在所有航空物探仪器中,最关键的是航空重力梯度仪,它历来是探测装备领域的制高点之一。它可以反映地下密度突变引起的重力异常中的变化,探测精度非常高,可以探测出海面下几百米深度内,一辆卡车大小的目标,并且效率也很高,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完成传统方法几个月的工作量,这种装备对资源探测和国土安全意义重大。

  2010年6月,黄大年出任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首席科学家,专攻深部探测所急需的高端设备的研发和实验。

  黄大年没有把眼光仅仅盯着自己的学校,而是放眼全国,寻找最适合的科研单位。

  许多单位想要参加,他不提前通知,直接“飞”到人家的实验室和车间,摸清对方资质和水平。一旦选到合适的科研单位,他会直接给对方负责人打电话,开口便说:“我有一个几亿元的项目,想请您单位参与进来研究。”以至于很多单位的领导接到电话简直不敢相信:“谁会主动给钱、给项目?不会是骗子吧!”有些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争取经费”,他一句“我没有对手,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噎得对方说不出话。

  后来,大家发现,“居然连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为此,黄忠民曾与他争执,“学校学院年底都有考核,在项目和经费分配上,你给吉林大学做了什么,给学院又做了什么?”黄大年听罢只回答:“可这是为国家做事。”

  2016年6月28日,以他所负责的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结题为标志,短短几年时间,中国深部探测能力已跃居国际一流水平,部分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欧美学界发出惊叹——中国人不再沉默了,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是夜,庆功宴上的黄大年喝掉半瓶白酒,泪水纵横:“咱们追上了,终于追上了!”

  旋律:海归科学家的爱国之歌

  几年前的一次吉林大学留学人员联谊会上,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姚立华演唱了《我爱你,中国》。一曲终了,一位个头不高、身材微胖的人走过来一边和她握手一边说:“这首歌让我感动,我们常年在国外的人,对祖国的爱很深很深。”她能看出来,这位老师刚刚流了泪。

  后来她知道这位老师叫黄大年,他是有一个很多头衔的专家,但他有个身份,却是他最看重的——“爱国者”。如今,这位听到《我爱你,中国》就会热泪盈眶的人却永远走了,消失在北方银色的冬天里。

  2009年底,黄大年决定回国。

  一切的起因,只是一封短短的邮件。

  这是刘财发给黄大年的一封邮件,邮件中是国家“千人计划”的有关材料。

  这封邮件让黄大年心潮澎湃。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1982年1月,他在大学毕业纪念册上这样写道;

  “我一定会回来的!”18年前,他赴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地球科学系博士学位时,对为自己送行的同学说;

  “是时候了!”收到刘财的邮件后,黄大年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它意味着放弃了每天绅士般的生活,放弃了世界上最好的科研条件,放弃了国际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的高薪待遇……

  他毫不犹豫地回到东北,回到他的母校,他爱这个国家的一草一木,就像他最爱的那首《我爱你,中国》里唱的那样:“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他要把真正的论文写在自己祖国的大地上。

  “当时我们有一项地球勘探项目,想在‘十二五’时期取得突破,缺一个领军人物。正着急时,有人推荐了刚回国不久的黄大年。”科技部一位负责人回忆道,“我去长春找了他,第二次见才敢开口求他——因为这个经费上亿元的项目里,黄大年分不到一分钱。”“没问题!”黄大年不假思索的回答让对方愣住了,“我有一肚子的想法和本事,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和盘托出。”

  201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项目课题组长视频答辩会马上要开始,但人员还没到齐,汇报材料也没交全。“人浮于事!”电脑前的黄大年手一挥,猛地把手机砸向地面,把手机屏幕摔了个粉碎。助手们都惊呆了,从没见过黄老师发这么大的火。

  “汇报材料不好好做,开会不按时到!这可都是国家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啊!”黄大年拍着桌子吼道。事后,黄大年坦言:“我有时很急躁,我无法忍受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搞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同样是吉大人,同样旅居国外18年,同样的功成名就,在未见黄大年之前,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崔军红就对这个师哥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一次偶尔的学术交流,让当时还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的她再次踏上故土。

  “中国水下国门洞开。”黄大年语气中的忧愤和焦虑让她难忘。跟黄大年从事的深地探测一样,崔军红所从事的水下通讯在国内也面临着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处境。

  “回来吧,吉林大学要上天入海,母校需要你,祖国更需要你。”黄大年的语气中有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魔力,闭门5小时的深谈后,走出地质宫,天擦黑,崔军红心绪澄明,她打定主意回国。

  后来她才知道,黄大年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要打造一个学术特区”。2016年,回国仅仅半年多,黄大年就统筹各方力量,打造了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

  “大年的这个战略设想涉及卫星通讯、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领域的科研,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衍生出新方向,有望带动上千亿元产业项目。”现任吉林大学交叉学部副部长的“千人计划”专家马芳武说。

  而支撑起这个特区的,是一批像黄大年一样的归国教授,王献昌、马芳武、崔军红……

  “试问有谁不爱国!”崔军红说。黄大年那没有任何杂质的拳拳赤子心,点燃了他们内心的冲动。“没有‘海漂’经历的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些‘海归’内心的急迫。”

  “中国需要黄大年们,黄大年们更需要中国。”

  在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殷长春教授腰上缠着治疗腰肌劳损的护腰,那是长年劳累的后遗症。当记者推开林君办公室的门,座位上的他握着笔睡着了……

  在之后的采访中,不断涌现的细节一遍又一遍确认着,黄大年并非“孤勇”,这里有一帮跟他一样醉心科研的“疯子”。

  2016年11月19日晚上8点多,黄大年突然在微信朋友圈里问道:“谁还记得我们在校庆70周年晚会时合唱的那首歌叫啥名字?一天一夜没睡了,刚吃完一顿饭,就想听‘她’。”

  这首让黄大年念念不忘的歌曲,正是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部讴歌钱学森、邓稼先等科技知识分子的专题片主题曲——《共和国之恋》,歌词写道: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

  如今,这位爱国者已经离开,但是这首爱国之歌却将被永远传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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